网络反腐的功能思考与适度反思

一个良性的社会系统需要运行良好的相互制约机制来支持，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已经获得共识的理念。在法治精神得以扎根的西方国家，公权力的相互制约与言论自由、媒体监督的有力存在，使得其反腐机制历来都是建立在内部的权力监督与外部的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基础上。当内部的权力监督缺位时，外部的社会监督作为强有力的补充力量推动反腐行动的进行，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公权力反腐体制的过度疲软。因而在法治发达的西方国度，反腐一直都在两种力量的并行下运行。在进入网络化时代后，网络新兴媒体的出现，社会监督的表现形式更加多元，与此同时言论自由的表达也更加丰富，仅以反腐行动这一层面来检视，网络反腐的出现至少为西方社会的反腐行动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反观我国，由于特有的历史因素、社会结构与文化背景，所实行的是有别于典型的西方法治制度，又由于我国背负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沉重历史，仅仅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仍然未能消除历史的惯性作用，散发着自由、平等气息的市民社会尚未形成，在针对权力腐败的反腐行动中，长期以来依靠的都是国家权力的内部力量，而与之相对的社会监督力量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虽然对国家工作人员享有批评、建议、举报、监督等是公民依法享有的宪法性权利，但是囿于信息不对称、诉求表达渠道不畅通等现实因素的制约，“反腐”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似乎是遥不可及的事情。这种状况直至近年来网络的大众化与普及化才慢慢得以改变。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着剧烈的结构化变动。这种剧烈变动又必然伴随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失范，客观的情势变动与人们主观观念的相对滞后，造就了人心的失落。同时，各种制度的建立、运行和改革，可以说都是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进行的。社会传统秩序的削弱，新的社会秩序又未完全形成，此种情境孕育巨量权力腐败可以说是人类社会不得已的“宿命”。令人欣慰的是，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和普及，致使其不再是初创时期那般与一般民众的生活相绝缘，而是与社会生活高度地融合在一起，在实体社会外形成另一个并不仅仅是虚拟的“社群社会”。昔日由于监督渠道不畅造成的民众在反腐行动上的缺位，随着网络平台的出现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借助网络技术的便捷渠道或平台，民众可以将所知的相关腐败信息在网络上发布，实现腐败信息的公开化。信息的网络传播有着匿名性、便捷性、即时性、无限复制性和快速传播性等特点，对于官员腐败等这类较为敏感的信息，其传播又通常呈现几何级的散布态势，正是这种网络信息制造、发布与传播的特点使得其极大地补充了社会的反腐力量和对权力的监督。可以说，网络社会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民众对国家公权力的真正有效监督，也是民众参与反腐的行之有效的方式。

从这几年的反腐行动也可以清晰看出网络反腐在其中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此，只需对近年来借助网络成功揭发、举报的腐败官员适例中即可清楚把握。网络反腐较之传统反腐方式有着众多的优点，这是一个共许性的前提。从社会发展的宏大角度审视，网络反腐的最大价值并非即时展现出来的对腐败个案的有效监督或举报，不是对个别腐败官员的制裁或处罚，而是以网络为媒介，逐渐形成与国家公权力并行的社会力量，这种社会力量是市民社会得以形成的重要推动要素，是对国家公权力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不足的补充。这种民间力量的生成，尽管将是一个长期性、复杂性的过程，但是社会民众在其中却慢慢地培植、树立了一种权利意识与公民主体性意识，这种意识的生成，对于中国社会实现成功转型，以及在转型期寻求各种矛盾的妥当解决方式，同样也有着重要的反哺作用。

网络反腐的现实作用与价值，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通过网络设定的权力监督场域，就如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社会中各个层次的民众聚集在一起展开多维度、多层次、形式各样的监督。网络为公众提供了一个言论表达的广阔空间，公众在表达权利诉求、倾吐不满、涉足各种雷区的同时，网络反腐作为这场范式转型运动的附随效果，出现在社会公众视野中。网络反腐首先是一种言论自由的行使，只是在此种自由权利的行使中，在中国当下特殊的社会背景下，起到了打击腐败现象的作用。在当下中国社会民众通过常规渠道行使宪法赋予的公民监督权来检举、揭发腐败现象的条件并不十分充分的背景下，网络的出现与普及确实是弥补公民权利行使之不足的适当形式，也是对国家公权力打击腐败现象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补充。所以，对于网络反腐总体而言应给予正面的积极评价。

无论是公民权利的行使，还是国家公权力的运用，都不可能是无边界的，即言之，只有恪守在适度范围内的权利行使才能获得正当性的确认。作为权利行使表现形式之一的网络反腐，同样存在一定的范围要求。当然，由于网络反腐在本质上是公民行使言论自由及监督权的过程，这种宪法性的权利在应然层面上无论如何都应该给予尊重。综观社会上的网络反腐形式，主要表现为公民在网络平台上将涉及官员腐败的文字、图片、视听资料等公诸于众，并借助网络平台实现相关信息的扩散，最终引起巨大的舆论监督效应，在演绎成相当程度的公共事件后，引起或迫使国家公权力的介入，从而最终达到打击腐败的目标。加之网络反腐大多数是以匿名方式进行，这一方面是网络反腐相对于其他传统反腐方式的优点，另一方面也内含着公民过度行使权利、侵害官员合法权利尤其是隐私权的可能。甚至可以说，网络反腐的现实效果的取得在某种程度上是以侵害官员隐私权换取的。那么，这种侵害隐私权的反腐方式是否具备正当性，其正当性何在，又是不得不予以追问的问题。对此，笔者认为，应从三个方面展开思考：

第一，公民享有对涉及个人的私人信息、私人生活领域不被公诸于众的权利，是隐私权的当然含义，作为国家公权力行使者的官员也是公民的一份子，其在日常生活中的隐私权也应当受到保护。

第二，公权力行使者的身份使得官员不仅仅是一个公民，其行为乃至个体形象由于涉及政府的公共形象及政府的公信力，其权力之行使乃国家公权力的挥舞，涉及公民权利的增加或减损以及公共福利的变动，更为重要的是，公共性质浓厚的官员身份本身即被期待更高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要求。换言之，官员身份本身即意味着隐私权的内缩和限制，官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固然没有隐私权的存在空间。一个更为核心的事实是，官员在履行职务以外的日常生活中，也应遵守国家公职人员的高度道德义务与行为规范要求，这是国家公权力形象和政府公信力维持的内在要求。

第三，官员的公共性决定了其与公众人物一样，隐私权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这种限制也不是无边界的。只有当官员的行为体现为一种公共生活的参与，并且其行为可能影响公众对公职人员形象的合理信赖与期待时，官员才没有主张隐私权的空间。如果官员的行为只是一种纯粹个人生活领域的安排，所体现的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评价，不关涉官员身份或公职人员的职务形象或公信力的减损，那么就不能违背官员的意愿，将其放置于不特定公众可能感受到的场域中，否则即属于对官员个人隐私的侵害。

所以，民众在使用网络进行反腐行动时，应严格地限定行为的界限，注意对官员隐私权的保护。譬如，在著名的“表哥”事件中，把原陕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杨达才佩戴名表的照片在网络上公布，由于官员在公众场合佩戴名表属于公开行为，民众基于此展开传播、质疑，并不构成对官员隐私生活的侵犯。再如，在“上海高院法官集体嫖娼”事件中，由于所涉及的视频只是特定法官在色情服务场所的公共区域（大堂、电梯、过道等）活动的内容，并没有关于在与外界隔绝的室内的高度私密行为，加之法官职业本身已被赋予较高的行为规范要求，其作为正义守护者之角色的身份决定了与色情服务场所格格不入，也应自觉地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因而，将其出入色情服务场所的视频在网络上曝光，仍然属于公民行使监督权的范围，与特定法官的隐私权侵犯无涉。网络反腐-

由此可见，只要网络反腐所涉及的是官员在相对公开化的场合的行为，那么无论官员的行为是否落入个人隐私权的范围，都当然地应该接受社会监督，可以说这是一种基于身份特性推导出的隐私权限缩或放弃。当然，倘若是个人高度私密化的信息，将这种信息予以披露虽然可以达到反腐效果，但是却把个人的私密信息暴露在公众视野下，造成个人人格尊严的不必要的损害，可以很确定地说这种情况属于权利的不当行使。所以，网络反腐仍然存在一个适度性的要求，它指的是当把一般的个人隐私信息公布即可达到效果时，如果仍然将更为私密的、对公众一般的健康伦理情感造成冲击的信息予以散布，即属于权利越界行使。对此，“上海高院法官集体嫖娼”事件所公布的视频的尺度及其产生的效果可以说是对适度性的生动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