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画家卡拉瓦乔的名作《纸牌作弊高手》。作品描绘了一个不谙世事的黑衣男孩落入纸牌骗子圈套的情景。
撒谎会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影响社会的团结和协作。在小范围内撒谎损害的是人际关系，在更大范围内公开撒谎甚至会对社会产生深远危害，因而，在世界各地的道德标准中，撒谎总体上都会受到社会集体的批评。但实际中，人们还是可能接收到不少谎言，除了已经信以为真的外，无意间听信的“谣言”和乐于相信的“善意谎言”也有不少。特别是一些明知是谎言却选择理解的情况，使撒谎的道德标准看起来异常灵活。
撒谎明明不道德，但为什么一些人有时候却可以理解和接受谎言？最近，英国的一项行为和心理研究发现，前事实思维可能在这些人的道德判断中起着重要作用，在这样的思维方式加持下，一些人就会对撒谎变得更为宽容，觉得谎言其实也没有那么不道德。
区别于目前既定的事实，前事实是一种附带条件的对未来情形的推理：如果某个条件出现了，另一个结果就相应地出现了。前事实思维因而常常体现在激励和
追逐目标的想象过程中，现实生活中可谓无处不在。比如，创业者融资时强调其掌握核心技术，投资到位后定能研制出畅销产品；再比如，房地产开发商卖楼时介绍，房子建成后就会引进高端配套设施。这些未来可能出现的结果虽然还没发生，但借助推理和想象等思维过程，人们有可能进行预判。
那如果当下已知面对的就是谎言呢？伦敦商学院的研究人员为此开展了系列行为实验，探究人们面对谎言时的道德判断，以及这背后的思维过程。有近个国家的三千多人参与了该系列的实验，结果证实了前事实思维能够明显扭转人们对谎言的道德判断。这一研究年月发表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在其中一项关于日常商品功能相关谎言的道德判断实验中，近三百名参与者在知道某个产品真实功能的情况下，要评价相关谎言究竟有多不道德。比如，某种奶制品不能降低患感冒的风险，宣称可以降低感冒风险的说法其实就是谎言。在参与者们评价这个谎言有多不道德的过程中，研究人员引导部分人去开启前事实思维，想象如果厂家在这个产品的研发中加入特定益生菌的话，就能让饮用产品的消费者降低得感冒的风险。结果，研究发现，那些开启了前事实思维的人，相对来说就觉得现在关于产品功能的谎言，其实也没有那么不道德。
类似地，研究人员还招募了四百多名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对简历造假的故事进行道德判断，故事讲的是一个朋友在简历里介绍自己具备金融建模、数据可视化等技能，真相是这个朋友还不具备这样的技能。结果同样证实，如果调动部分学生的前事实思维，让他们想象这些技能马上就可以在课堂上学到的话，他们会倾向于对简历造假的不道德行为更宽容。进一步调查分析后显示，对谎言之所以更宽容可能在于学生的想象被调动之后，在他们眼中，真假的界限其实是模糊的：虽然抠字眼的话，简历造假就是谎言，但考虑到造假的内容将来也许可以成真，简历内容大意上是真实的，一些人就觉得在道德上也并非不能接受。
可以说，多组实验都证实，前事实思维对道德判断的影响很明显。而考虑到政治在社会面的广泛影响，为了验证党派的立场是否可能影响前事实思维效应，研究人员还以美国政治议题为案例，在实验中招募了近七百个美国人来测试人们对谎言的道德判断。这些政治谎言都是基于现实中当地政客和媒体所传播的说法，议题极具争议性，包括了枪支控制、移民政策、种族平等和总统选举等。实验数据最终证实，前事实思维对政治谎言也有宽恕作用，想到政客的谎言经过努力将来有可能成真，一些人就觉得撒谎也没有那么不道德，特别是当政治谎言与自身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诉求一致的时候，想到未来，人们会更显著地减少对谎言的批评。
显然，对政治谎言真假不分，可能对公共秩序造成极大影响。而重要的是，不仅这种“也许成真了呢”的前事实想象会纵容谎言，一些研究人员发现，另一种向后看的反事实思维也可能帮助政治谎言大行其道。年的美国大选，凭借此起彼伏的风波和候选人之间的相互攻击，受到了全世界的特别关注。选举结束后，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获得了显著更多的普选投票，但因为选举人票比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少，而败选总统。在此前后，围绕大选出现了不少的政治谎言，比如，联邦调查局因为邮件门而起诉了希拉里，以及特朗普赢得了更多的普选票等。
英国组织行为学者丹尼尔·埃夫隆（Daniel A. Effron）年以此为背景开展实验，研究了人们在道德上对这些谎言的感知，特别是考虑了反事实思维在其中可能存在的作用。与前事实思维面向未来进行想象不同的是，反事实思维是在朝向过去进行反向假设：如果过去的某个条件有所不同，另一个结果可能就出现了。而这种推理显然与事实是不同的，研究发现，年龄很小的儿童已经具有这样的反事实推理能力。至于人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推理，可能是为了解释过去，也可能在规划未来。为了探究类似的想法对政治谎言的道德评判，研究人员招募了千余名美国人开展这项实验，评价在他们心中某个谎言究竟有多不道德。
在这些有待评价的谎言中就包括有：特朗普赢得了更多的普选票、联邦调查局因为邮件门而起诉了希拉里，以及参与特朗普就职典礼的人比奥巴马时要多，等等。研究人员通过阅读材料引导部分人开启反事实思维，考虑一些可能使谎言成真的条件。比如，关于特朗普的得票数，由于当地法律规定谁的选举人票更多，谁才能当选总统，因而特朗普并不需要追求普选票优势，如果特朗普当时更努力地去争取更多普选票的话，他早就比希拉里获得更多普选票了。类似的，假如联邦调查局看到了被删除的邮件这些证据，假如特朗普就职典礼时现场的安保形势不那么紧张，假如……谎言有可能已经成真了呢！
实验结果不出预料，当人们开启反事实思维，去换一种条件再回望谎言时，总体上会倾向于认为政治谎言也并非那么不道德，因为，在这样的推理之下，只要当时的情况略为变化，后面的局面完全有可能改变。特别的是，为了研究政治立场在评价政治谎言中的作用，实验中支持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人数是大致相当的，实验证实，当人们面对的谎言实际上符合自己的政治立场的话，反事实思维在宽恕谎言中的作用显著更大。也就是说，面对与自己政治立场和政治诉求一致的政治谎言时，人们会更倾向于通过反向推理，在大脑中改变历史中的某些条件，让谎言更像真相，在道德上更易于接受，对谎言的谴责自然也会减少。
从逻辑上来看，反事实思维在过往中寻找事实的另一种可能的时候，人们对事实本身是清楚的，主要的操作是聚焦和改变所谓“错误”的部分，“错误”的可能是一场不该出现的意外事件，或者其他疏忽的内容。而这个思维模型很依赖一个人的知识储备和了解的信息，在历史中找反事实的“错误”的时候，“到底哪里错了”答案可能不是唯一的，而不同的推理不仅影响着一个人当下的道德判断，甚至可能影响未来的决策，和其他现实秩序，比如，如何对一个犯错的人进行惩罚。
当一个人犯了一个错误，造成了实际的社会危害和负面影响，那么根据法律或规章制度，惩罚措施一般是清晰的。但如果将要犯错，但实际没有犯成，也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社会危害和影响的话，又该怎么办呢？年，都柏林大学的心理学家研究发现，这个时候人们就会释放自己的想象力，开启反事实思维，在大脑中将潜在的危害补充完整。
这类情形在现实中并不少见。比如，某公司内部通过自身的管理机制发现了一个潜在的问题，及时进行了改正，避免了公司因此利益受损，以及在社会上造成负面影响。再比如，一个人差点弄伤另一个人，但幸亏有人出手，伤害得以避免。在这类情况下，潜在“犯错”的人的行为到底有多不道德？又该得到什么惩罚呢？通过对多种相关情节的道德评价实验，研究人员发现，这主要取决于人们在开启反事实思维时究竟怎么想，如果人们觉得所避免的后果比现在的局面要更严重，甚至“后果不堪设想”，那么相比那些想象“后果并不会与现在有所不同”的人，或者仅仅尊重事实而不去想象的人，就会更倾向于对差点犯错的人施以更严厉的道德批判和惩罚。做事的动机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一个关键问题，这种反事实思维引发的更严厉的惩罚后果主要出现在动机不明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当人们审视一个差点犯错的人时，如果当事人这样做的意图不清楚的话，只要人们敢往更坏的后果去想，就可能会对当事人施以更严厉的惩罚。这一研究发表在《思考与推理》（Thinking & Reasoning）。
为什么要这样想呢？在类似情形中，反事实推理着眼与事实不符的历史可能性，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查找原因，识别当事人的动机。虽然当事人事实上没有造成不良影响，但想到已经避免了可能出现的更严重的后果，反事实推理可能让这样想的人心理上如释重负，感到慰藉和庆幸。相对事实真相来说，这些想象显然更像谎言，但对于被惩罚的人，则要因为这些外在反事实想象力的差异承受不同的道德谴责和惩罚力度，遭受实际的影响。
至于反事实的想象力可以有多大，有心理学家曾提出一种乘法公式，用假设条件的可能性乘以结果出现的可能性来预估反事实的力度和影响。按照这个公式，以普选票的谎言为例，特朗普如果当初不仅重视选举人票也重视普选票优势，那么这个假设条件的可能性，乘以普选票占优势这个结果的可能性，或许可以反映反事实推理的情形出现的潜在可能性。但问题是，既然围绕真相可以做这样面向过去的反事实推理，又可以面向未来做前事实的推理，那真相和谎言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对于具有社会危害的谎言来说，如果现实中面对的就是谎言，其道德标准到底是什么呢？这些思想陷阱极具迷惑性。
已有心理学家实验后发现，反事实思维和前事实思维的发生也可能受到人格特质的影响，在神经质、宜人性等指标上有所差异。在人格测量中，宜人性通常是指一个人是否更善良、体贴、温暖、富有同情心等，与人互动中是不是能让关系更和谐，而神经质则是一个明显负面的维度，衡量了一个人情绪不稳定的情况，比如是否经常多疑、焦虑、恐惧、愤怒、孤独等。有证据表明，喜欢进行反事实推理，习惯对过去的事情进行反事实假设的人，更可能具有高神经质、低宜人性等特点，前事实推理的行为则可能与低神经质、高宜人性有关。一个人的人格特质相对来说具有稳定性，不易改变，这也意味着，在面对谎言的时候，这些与真相相反的推理，对当事人来说，可能既是习惯，又不易察觉。
而现实生活中，谎言可谓无处不在。对假新闻或谣言的研究显示，虚假信息看得多了，不管当事人自己信不信，去转发的时候不道德的感觉都倾向更少。假消息多看几次之后，哪怕这个信息被公开标记为假的，哪怕当事人自己也知道是假的，对假信息也会给予更多宽容。所谓假的看得多了也会感觉像真的，当人们对假信息的道德标准降低时，也会倾向于认同假信息所传递的内容。除此之外，善意的谎言，也十分普遍，一些研究发现，人们总体上对善意谎言的认可度超过残酷的真相，觉得前者是从接受谎言的人的角度着想，显得更为道德。这类善意高于真相的社会观念也让真假之辨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其实不止善意的谎言，前事实思维和反事实思维，虽然都可能从道德上对谎言施以宽容，模糊真假的界限，但在一些场景下，也会对个人和社会产生一些积极影响，比如，人们常说“理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用前事实思维去激励自我，去制定个人发展规划，或用反事实思维去总结经验教训，以便下次做得更好，等等。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谎言终究是谎言，最新研究中，虽然前事实思维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部分人的道德判断，但总体上，人们还是认为谎言是不道德的。反事实思维也是如此，相关影响只是相对的，各类科学证据中并未发现其能起到完全颠倒黑白的效果。
至于人们面对谎言时所可能表现出的道德弹性，最新研究所揭示的这类现象，其实强调了对谎言保持警惕的必要性。因为，如果人们对谎言越宽容，说谎者的道德成本就更低，也就不太需要为谎言做解释及负责，而这既可能会帮助塑造一个谎话满天飞的社会，也会逐渐侵蚀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更何况，现实中很多谎言是以“奉承”“夸张”“沉默”等形式包装后呈现的，谎言本身便不易识别。因而，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面对公共事务，还是工作、家庭、恋爱等其他人际关系，对已经识别出的谎言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如果对方引导你开启反事实思维和前事实思维，去想象“将来会变成真的”或者“要不是因为……早就是真的了”，对这些操作，至少应该意识到自己对谎言的道德判断力可能会受到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