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在互联网媒介空前繁荣、媒体高度商业化的今天，社会“公器”的影响力越来越强大，负面信息借助新媒体平台，传播即刻遍及全国，舆论“杀伤力”越来越凶猛。这一时代背景下，政府、企业或名人的负面新闻一经曝光，极易吸引大批媒体的“捕捉”报道以及招来网民的聚焦。负面新闻如果没有积极有效的应对，很有可能引发影响深远的舆情危机。网络危机公关-
新闻媒体是社会的守望者，负面新闻也是新闻报道中无法回避的一部分。在媒体相对发达的欧美新闻实践中，对负面新闻的话语建构与诠释由来已久。最著名的当属世纪美国纽约《太阳报》主编约翰•博加特提出的一个经典新闻名言，即“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此经典透出新闻的几个天性：反常性、新鲜性、猎奇性、刺激性。这道出了一个庸俗的新闻价值标准：在这个信息海洋中，越是超出人们常识和常规范围内的行为和事件，相对的新闻价值就越高，也就越值得大肆报道。比如，坐飞机不是新闻，飞机摔下来才是新闻；和尚念经不算新闻，和尚与尼姑偷情才算新闻……网络危机公关
长期以来，西方媒体把“反常放大”（Amplification of Deviance）、“好新闻就是没新闻（Good newsis no news）”、“坏消息就是好新闻”(Bad news is-good news)、“流血才能上头条”（to bleedto lead）等原则奉为圭臬。有学者统计了普利策新闻奖发现，在历届普利策奖的获奖作品中，“揭露性”负面新闻作品占有绝对优势。在年~年的个新闻奖中，约有%属于此类新闻。年普利策新闻奖共有项，实际颁发项，其中负面新闻项，占总数的.%。美国媒体对负面新闻的偏好可见一斑。
而在国内，随着媒介市场化的发展，负面新闻也扮演着类似重要角色。年，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张国良、廖圣清在调查报告《中国受众的信息需求与满足》中认为：“受众对各种性质的信息，大多数人持均衡态度，即不偏好或兼好正面和负面信息，其次是偏好负面信息，最低比例是偏好正面信息，三者所占比例分别为.%、.%、.%。其中负面信息比正面信息整整高出了个百分点。在受众选择新闻的相关因素的调查中，反常性排在第三位，占到.%。”早前有学者就某省会城市家综合性日报的负面新闻进行了统计，家媒体天的负面新闻条，平均每家约条，有家报纸社会新闻版有一天几乎全是负面报道，内容涉及医药、环境、住房、食品等多领域现象。
这种媒体实践现象也深刻影响着新闻学界解读。美国传媒专家约翰•马丁就此总结认为：“报纸之所以对负面新闻感兴趣是因为这种新闻有一种缺憾，而有缺憾的东西才更有吸引力。”英国学者卡尔通和罗杰在论述新闻价值的原则时说：“一个事件负面因素越多，它构成新闻的可能性就越火。”美国新闻学教授比尔-伯尼博士说得更露骨，对新闻媒体来说，“最有市场价值的是交通失事、水灾、火灾、地震、谋杀、战争、行业纠纷以及死亡和伤害。具有负面因素的新闻题材对记者来说更加重要”。从这些研究者的话语中，我们不难发现，偏好负面报道已经成了一种媒体的旧常态。网络危机公关
虽然“负面新闻报道”经常被人们挂在嘴边，但对于如何界定“负面新闻报道”，学术界和业界至今没有一个公认标准。整体来说，目前国内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两种：一是以新闻报道题材的性质为认定标准，认为负面新闻报道就是对负面信息的报道。有国内学者据此定义负面新闻报道为：“负面报道聚焦于那些与现行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相冲突的事件以及一切反常现象。一般说来，犯罪、性、丑闻、事故以及自然灾害等类事件往往是它报道的重点。对于具有社会内容的负面报道来说，它的目的不在于歌颂光明，而在于反映和暴露社会敏感灰暗的一面，以使公众瞩目、警醒和震惊。在政治上，它往往站在当局相反的一面来挑剔和批评后者的政策；它强调变动、反常和冲突。”（张威：《比较新闻学：方法与考证》）。第二种观点以新闻报道引起的舆论效果为评定标准，认为报道中传播的新闻信息对受众产生了消极的、破坏性的影响的就是负面报道。这些报道的素材未必都是负面事件，但即使报道的不是负面新闻信息，也在报道中传播了负面价值，制造了负面效果。（谢晖：《关于“负面新闻”的困惑》，《新闻记者》年第期）。当然，负面新闻信息本身所反映的事实的好与坏、对它如何认识与表现、其传播的环境以及受众等方面的因素，都会影响到它所传播的效果。网络危机公关
以上这是纯学理的思考与区分。实际上，不少评论更倾向于新闻报道本身基于事实而并无正面、负面之分。早前时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的赵启正（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就曾指出：“说我们不好就是负面消息吗？不是。判断报道的正面负面问题，应从是否有利于人民的根本利益方面来考虑。”有学者还认为：“相反，照亮阴暗面，把一些不公正的事情暴露在公众的审视下，从根本上来说，是积极的行为。记者喜欢关注社会结构中的那些裂缝，否则，他们存在的真正价值就会受到威胁。”从这些思维度来看，判断报道的正负面问题，最重要还是看报道的利益落脚点与符合事实与否。网络危机公关
约瑟夫•普利策曾说，“倘若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就时下的舆论场声音而言，即使一些报道简单归纳为负面新闻，多数网民也情愿突出负面报道的初衷与最终归宿：公共利益，即增量公共善治层面。各界热衷关切社会负面，更多是带着一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心态，看重的是负面新闻的积极面：即在于它因揭露消极和问题所彰显的治理警示功能和监督功能，正所谓“小骂大帮忙”。例如年“孙志刚事件”促成了“暂住证”与“收容”制度的取消。从新闻功能角度来看，“负面报道”确实有某种不可或缺性。当然，开掘负面新闻的正面效应，努力凸显负面新闻的建设性效应，记者也经常碰到“度”的把握，因为要实现新闻的建设性而不仅仅是破坏性，还需要看传者、信息、渠道、受众、时机、治理反馈等诸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这远远不是单个记者乃至媒体所能完全操控实现的。网络危机公关-
普利策曾强调职业伦理对于新闻事业的重要性，他曾说，“新闻事业的一个最大难处就是既要认识到新闻事业良性运作的难度，又要使其受到精确和良心的约束，而不是随心所欲。”可惜，知易行难。相比“无冕之王”的美誉，“防火防盗防记者”在很多的时候其实更趋于实际。年月日，上海警方侦办世纪网涉嫌新闻敲诈事件，宛如一枚重磅舆论炸弹引发传媒业震动。近年来，一些媒体记者新闻理想崩塌、道德底线失守，因新闻敲诈、有偿新闻身陷囹圄，使得负面报道的舆论正向监督的声望蒙上了阴影。据悉，有些记者甚至先把负面新闻写好拿给对方看，名曰“核实有没有问题，没问题俺们就发了”，“于是稿子雪藏，广告合作来了”。有人士总结表示“从世纪网新闻敲诈案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新闻敲诈已经从记者个人行为演变为单位集体行为，甚至成为一种经营模式。”网络危机公关
数据或许证明了这一现实趋势。据统计，百度网页新闻有关“负面新闻”报道量接近万条，微博#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话题阅读量超万人次。另据权威数据，年，新闻管理部门共查处以“监督”“曝光”为筹码新闻敲诈类案件多大多起，日均三天一起。从目前曝光的情况来看，各种变体的新闻敲诈在当下中国新闻界也绝非只是个别现象。新闻敲诈、假新闻已成为社会治理之殇、媒体监督之痛。网络危机公关
新闻敲诈问题为何在当下中国新闻界如此严重？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的一个阶段里，负面新闻基本是禁止报道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开放发展，媒体行业市场化程度不断增强，在“看微博不看大报”、“看头版不看副刊”“看标题不看内容”竞争日益激烈的新闻界，如何赢得受众的眼球、从而使商业利益最大化已经成为媒介运转的驱动力。一面是是快餐式网络媒体的兴起，抢占信息与舆论制高点成为当今媒体所不得不面临的时代难题，扑捉负面、发现问题自然成为一些媒体苦练的“内功”。一些市场化媒体不得不迎合整体受众的偏好，渲染负面新闻以获取媒体话语权。而激烈的媒体市场竞争催生的媒体生存问题，也刺激着生存乏术的媒体本身鼓励一线记者编辑追逐经济利益、强求变现盈利。很多媒体甚至是全员营销，将广告与新闻绑在一起，以负面新闻成为创收利器。早前查出的一些违法网站与地方媒体，“删除负面新闻”就是其“盈利模式”。如世纪网原总裁刘某就供述说：“报社管理层对世纪网的业绩考核中，有一条就是要覆盖%-%的当年新上市企业，与它们签订“广告合同”，每年都有数千万元的指标。”网络危机公关
此外不容忽视的是部分一线新闻从业者“越轨”也与自身的经济窘迫也有关系。据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所著《新媒体环境下中国新闻从业者生态调查报告》，抽取的全国家报业集团多个样本调查显示：九成以上的新闻从业者月收入低于万元人民币，其中.%的新闻从业者月收入在元以下…生活成本压力之下铤而走险也就不足为奇了。网络危机公关-
每种社会现象的发生，都存在着它的主客观原因。一些媒体为什么爱揭地方政府与企业的“私”，并且揭起来越来越“疯狂”，也与他们自身处置的“鸵鸟政策”有关。有不少媒体记者曾指出，“找到企业采访，很多企业都不愿搭理；而一旦出了负面报道，就会重视起来”，这种敬酒不吃、吃罚酒的策略，在一些媒体广泛使用。同时，一些地方领导干部抱着“容不下一篇负面”的政绩思维，愿意“挨刀”、“花钱消灾”也助长了一些记者与媒介的不法行为。在“世纪网”事件中，媒体一方利用手中所掌握的舆论监督权进行新闻敲诈，被敲诈的企业利用金钱“消灭”负面报道，财经公关公司则充当新闻敲诈的“掮客”。网络危机公关
在融媒体深入发展的今天，任何刻意掩盖负面新闻的做法无疑是掩耳盗铃，且最终使事态更加恶化并背离初衷。这几年来，不少企业、公共部门管理者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更趋理性与深刻。一系列负面舆情案例危机应对的经验教训，也让更多人认识到，只要全面、客观地看待和运用负面新闻信息并加以正确引导，就能使其发挥正面的积极效应。况且客观地说，虽然当前各大媒体与网络不断“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仅新浪微博“正能量”词频高达.亿条），强化了社会正面的弘扬，但可预计，新闻负面与正面的博弈共存将是长期的现象。为此，各方依旧需要做好应对负面新闻的理性思维：
一是以开放的姿态来对待媒体各类报道。无数案例表明，在舆论监督威力张显的当前，企图“懒得理”乃至对立媒体的做法至少是不聪明的。在一个负面事件或曝光问题面前，你越试图掩盖，媒体就会越炒作；你越拒绝网络质疑，网民就越想证明你有不可告人的内幕。事实证明：在化解负面报道时，往往“疏”比“堵”更重要，更有效，成本也更低。在具体疏导过程中，通过深层次协调与深度沟通，及时控制负面影响传播面是第一要务。因此，作为舆论话语权的把持者媒体与网络，政府和企业应该学会与之接触打交道，构筑一个媒体通道，与媒体保持良性互动，拓展维护与媒体的合作关系。网络危机公关
二是重视“两微一端”等新兴媒体，善用官方信息发布平台。负面信息的流窜往往是因为正面声音的“缺位”。要加快完善自身信息传播体系，如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微信、新闻发布会等，通过这些权威平台及时发布回应信息，与公众进行沟通，反馈舆论对负面事件发展的各种质疑。同时，通过针对负面信息的正面回应，“以正视听”，达到强化舆论引导、赢得话语权作用。有网民评论就认为，相对于“负面消息”，人们更关注的是相关组织对待“负面消息”的态度。媒体的知情权、公众的监督权应该得到尊重。在此危机公关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构建对自身有利的话题圈。当负面报道风头正盛时，不妨避其锋芒，用大量客观真实、不偏不倚的“中性话语”重构议程设置，在混乱的局面中给受众以理性思考的启示，让受众从质疑到认可到主动接受，使其从纯粹的批判者演变为问题“合作治理”的参与者，从而使“负面报道”最终变成正面宣传。网络危机公关-
三是做好负面报道的预警工作，建立健全公共事件舆论引导机制非常必要。做好预警工作是处置好负面舆情危机的重要前提。如利用与媒体的关系或者利用有关舆情监测软件，对各媒体的新闻报道进行监测预警，及时发现与己相关的负面报道，并跟进妥善处置，尽量压缩负面传播的空间，以降低负面影响程度。网络危机公关
四是坚决举报与抗拒敲诈性负面报道。对于媒体正常的负面报道应采取“包容”的态度，特别是要重视那些突出建设性的负面报道，借此强化自身的问题意识。而对那些把社会“公器”变为“利（润）器”，将信息变卖为生产力“快乐地奋斗着”的不法媒体与记者，当事方应尽量保留相关证据，通过行政或法律或社会公开途径予以坚决的回击。网络危机公关
后 语
在媒介化生存的现代社会，人们依赖媒介了解外界信息。媒介传达的是拟态环境，与现实社会的客观事实之间难免存在着一定偏差，引起普遍关注的负面效应报道，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受众的认知。也正因此，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的博弈天平理应在有利于公共利益的维度上尽量实现平衡。负面新闻敲诈是新闻界一大公害，会使舆论监督“污名化”，影响媒体正常的舆论监督，社会各界反映强烈，必须出重拳严厉打击。
当然，对于负面新闻监督的另一面，在新媒体时代，企业以及公共部门治理者也须转变传统负面思维方式，适应新媒体时期的媒体监督环境，提高应对负面报道的能力。我们要习惯媒体与网民的监督热情，变革传统对待舆论监督的思维，“容不下一篇负面”可否置换成“改进每一项不足”，能否将“负面监督”的敌意化为促进工作的助推剂？对于发展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应有“太平美满”的美好追求，也可有“问题存在但我们正在努力”的过程思维。诚然，强化内功才是舆论监督年代的底气之本。网络危机公关-
